华尔街前投资银行家：中国养老产业没有看上去那么美

    柯博明（Bromme Hampton Cole）不认为自己站在悲观主义者的行列，但他经常告诫西方投资者以及本地开发商，在面对看似机会遍地的中国养老市场时不要头脑发热。

    柯博明曾是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如今在中国从事养老及医疗咨询，他很清楚让投资者兴奋过了头的东西是什么——根据政府文件披露的数据，截至2012年底，中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4亿，202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至2.43亿，到2025年的时候将突破3亿。

    任何人仅凭这几个数字也足以想象：中国养老产业将迎来持续并且巨大的机会，而这种想象还在得到其他事实的支持：中国自1979年以来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导致越来越少的年轻人需要照顾越来越多的老年人。

    而随着财富的增长，更多家庭将会尝试把赡养老人的义务“外包”给专业的第三方机构，但目前中国的养老设施以及福利性质的养老体系并不足以满足这样的长期需求。

    然而，投资者的乐观想象并没有发展出令人满意的回报，至少目前的情况如此。过去几年，柯博明目睹了许多对中国养老产业最初充满期待、最终却经历幻灭乃至失败的西方养老机构，以及更多为填满空空如也的养老地产项目而陷入困境的中国本地开发商。

    “如果对这个市场（中国养老市场）冷静地评估，你会发现存在两个并行而富于挑战的事实：首先，这里（中国）当然有大量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机会，但可能没有一些人认为的那么多，而且中国和西方的情况完全不同；另外，如果将经济增长的因素考虑在内，情况会更加的复杂。”柯博明说。

    为什么西方投资者会失败

    柯博明第一次意识到中国养老产业的机会是在2009年越南胡志明市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得知中国正在迅速地“变老”，中国的中产阶层已经崛起。

    和许多他后来接触的西方投资者一样，柯博明抱着空前的热情来到中国，但在对数十个分布在中国各地的养老项目考察后，他开始修正最初的假设。

    “中国的养老产业被三方面因素推动着。”柯博明说，首先，毫无疑问是人口因素；其次是中国4-2-1的家庭结构，即四个老人、两个孩子、一个孙子（女），在这样一种结构中，很难要求独生子女都在家照顾六位老人；最后，是中国的孝文化，子女对长辈必须承担赡养的义务。这三方面因素综合起来，意味着将有大量老人将摆脱传统的居家养老方式，转而寻求第三方提供的养老设施和服务。

    类似的观点同样被那些试图进入或已经进入中国的西方养老投资机构所共享，但事实上，它们中真正能在中国取得成功的只是凤毛麟角。

    “过去两年，被西方定义的养老产业在中国成了流行词，很多西方养老机构乐观地以为，只要获得准入许可，将海外成熟的业务模式移植到中国，一切就会水到渠成，但实际结果令他们感到失望。”柯博明说，“这种感觉就像狂欢派对后的第二天清晨，当你摇醒躺在身旁的陌生姑娘时，才发现她长得并不那么好看。”

    对于贸然闯入中国的西方投资者而言，中国养老产业真实的供需关系难以掌握。柯博明估计，在中国家庭年收入（包括子女收入）超过150万元的老年人口为1020万，换而言之，只有这1020万人具有享受真正意义上的西方模式养老服务的经济条件。

    柯博明将中国养老项目分为高、中、低端三类，高端的定义是需要交纳150万元以上的会员费，或售价在2万元/平方米以上的养老地产项目，中端的定义是50万～100万元会员费，或售价在1万～2万元/平方米的项目，而中国目前最多的是低端养老项目——多数为福利体系下的国有养老院，每个月收费几百或者上千，提供非常有限的服务。

    “西方养老机构的优势在于提供专业服务，这意味他们面对的仅仅是中国的中高端市场，如果西方机构通过减少专业服务以换取更大市场，那他们也将因此失去竞争优势。”柯博明说，“但现有的经验和数据都显示，高端需求被过分估计了。”

    西方养老机构进入中国往往还面临另一个障碍：文化冲突。柯博明目睹了北美一位成功的养老地产投资商杰弗瑞（化名）在考察中国项目时的不愉快经历。

    “从考察第一个项目到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项目，杰弗瑞对于看到的一切都充满批评，从景观到建筑设计，从内部设施到服务质量，杰弗瑞和他的随从都表示不屑，并且得出结论：这里的一切都是错的。”

    “就像很多西方投资者，充满优越感的杰弗瑞没能够以正确的眼光看待正在起步的中国养老产业，他将在中国看到的一切与美国东海岸的情况做比较，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错误的。”柯博明说，养老产业在中国需要找到本土化的模式。

    异化的本土养老产业

    本土化的养老商业模式不是没有，但情况并不比直接从西方拷贝而来的模式好到哪里去。

    过去几年，由于住宅市场遭遇持续的政府调控，中国地产商被迫在住宅以外的市场寻找新的增长点。“许多地产商把目光投向了养老产业，尽管普遍缺少专业知识，但他们仍然大张旗鼓地在偏远地区开发大型养老项目，一头扎进了一个他们尚未真正理解的新兴市场。”柯博明说。

    这些本地开发商出于现金流的考虑，倾向于开发销售型的养老地产项目，但对于提供真正的养老服务则态度冷淡，或者这根本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

    “我考察过35个左右现代化的养老项目，这些项目要么把养老当做一个噱头，要么只提供非常有限的养老服务。即使有些养老机构提供所谓的养老服务，但那里的工人并不真正具备老年护理知识和技能。”柯博明说。

    廉价劳动力为中国经济各个领域的爆炸式增长提供了动力，医疗养老产业也不例外，但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也导致中国严重缺乏具有专业老年护理知识和技能的人员，正在成为制约现阶段中国养老产业发展的最大瓶颈。

    事实上，即使那些名不副实的养老地产项目，销售的状况也很艰难。“这是因为养老地产的目标客户正是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中国人，他们极为节俭，即使已经拥有相当的财富，仍然拒绝享受一个奢侈的晚年。”柯博明说。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真正适合中国市场的养老模式，养老产业又将从这个市场中获得哪些机遇，如何从数量庞大的中产阶层身上挖掘潜力，这仍然是柯博明一直思考和不断寻找答案的问题——基于中国传统居家养老的远程监控护理前景乐观，向中国本土的养老机构输入成熟的管理和培训经验现阶段受到欢迎……

    中国刚刚起步、并不成熟的养老产业始终等待有人去发掘，“像喝中国茶，你需要保持耐心，享受它，不能心急，否则它将成为一段苦涩的经历。”柯博明说。

华尔街前投资银行家：中国养老产业没有看上去那么美

    柯博明（Bromme Hampton Cole）不认为自己站在悲观主义者的行列，但他经常告诫西方投资者以及本地开发商，在面对看似机会遍地的中国养老市场时不要头脑发热。

    柯博明曾是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如今在中国从事养老及医疗咨询，他很清楚让投资者兴奋过了头的东西是什么——根据政府文件披露的数据，截至2012年底，中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4亿，202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至2.43亿，到2025年的时候将突破3亿。

    任何人仅凭这几个数字也足以想象：中国养老产业将迎来持续并且巨大的机会，而这种想象还在得到其他事实的支持：中国自1979年以来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导致越来越少的年轻人需要照顾越来越多的老年人。

    而随着财富的增长，更多家庭将会尝试把赡养老人的义务“外包”给专业的第三方机构，但目前中国的养老设施以及福利性质的养老体系并不足以满足这样的长期需求。

    然而，投资者的乐观想象并没有发展出令人满意的回报，至少目前的情况如此。过去几年，柯博明目睹了许多对中国养老产业最初充满期待、最终却经历幻灭乃至失败的西方养老机构，以及更多为填满空空如也的养老地产项目而陷入困境的中国本地开发商。

    “如果对这个市场（中国养老市场）冷静地评估，你会发现存在两个并行而富于挑战的事实：首先，这里（中国）当然有大量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机会，但可能没有一些人认为的那么多，而且中国和西方的情况完全不同；另外，如果将经济增长的因素考虑在内，情况会更加的复杂。”柯博明说。

    为什么西方投资者会失败

    柯博明第一次意识到中国养老产业的机会是在2009年越南胡志明市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得知中国正在迅速地“变老”，中国的中产阶层已经崛起。

    和许多他后来接触的西方投资者一样，柯博明抱着空前的热情来到中国，但在对数十个分布在中国各地的养老项目考察后，他开始修正最初的假设。

    “中国的养老产业被三方面因素推动着。”柯博明说，首先，毫无疑问是人口因素；其次是中国4-2-1的家庭结构，即四个老人、两个孩子、一个孙子（女），在这样一种结构中，很难要求独生子女都在家照顾六位老人；最后，是中国的孝文化，子女对长辈必须承担赡养的义务。这三方面因素综合起来，意味着将有大量老人将摆脱传统的居家养老方式，转而寻求第三方提供的养老设施和服务。

    类似的观点同样被那些试图进入或已经进入中国的西方养老投资机构所共享，但事实上，它们中真正能在中国取得成功的只是凤毛麟角。

    “过去两年，被西方定义的养老产业在中国成了流行词，很多西方养老机构乐观地以为，只要获得准入许可，将海外成熟的业务模式移植到中国，一切就会水到渠成，但实际结果令他们感到失望。”柯博明说，“这种感觉就像狂欢派对后的第二天清晨，当你摇醒躺在身旁的陌生姑娘时，才发现她长得并不那么好看。”

    对于贸然闯入中国的西方投资者而言，中国养老产业真实的供需关系难以掌握。柯博明估计，在中国家庭年收入（包括子女收入）超过150万元的老年人口为1020万，换而言之，只有这1020万人具有享受真正意义上的西方模式养老服务的经济条件。

    柯博明将中国养老项目分为高、中、低端三类，高端的定义是需要交纳150万元以上的会员费，或售价在2万元/平方米以上的养老地产项目，中端的定义是50万～100万元会员费，或售价在1万～2万元/平方米的项目，而中国目前最多的是低端养老项目——多数为福利体系下的国有养老院，每个月收费几百或者上千，提供非常有限的服务。

    “西方养老机构的优势在于提供专业服务，这意味他们面对的仅仅是中国的中高端市场，如果西方机构通过减少专业服务以换取更大市场，那他们也将因此失去竞争优势。”柯博明说，“但现有的经验和数据都显示，高端需求被过分估计了。”

    西方养老机构进入中国往往还面临另一个障碍：文化冲突。柯博明目睹了北美一位成功的养老地产投资商杰弗瑞（化名）在考察中国项目时的不愉快经历。

    “从考察第一个项目到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项目，杰弗瑞对于看到的一切都充满批评，从景观到建筑设计，从内部设施到服务质量，杰弗瑞和他的随从都表示不屑，并且得出结论：这里的一切都是错的。”

    “就像很多西方投资者，充满优越感的杰弗瑞没能够以正确的眼光看待正在起步的中国养老产业，他将在中国看到的一切与美国东海岸的情况做比较，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错误的。”柯博明说，养老产业在中国需要找到本土化的模式。

    异化的本土养老产业

    本土化的养老商业模式不是没有，但情况并不比直接从西方拷贝而来的模式好到哪里去。

    过去几年，由于住宅市场遭遇持续的政府调控，中国地产商被迫在住宅以外的市场寻找新的增长点。“许多地产商把目光投向了养老产业，尽管普遍缺少专业知识，但他们仍然大张旗鼓地在偏远地区开发大型养老项目，一头扎进了一个他们尚未真正理解的新兴市场。”柯博明说。

    这些本地开发商出于现金流的考虑，倾向于开发销售型的养老地产项目，但对于提供真正的养老服务则态度冷淡，或者这根本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

    “我考察过35个左右现代化的养老项目，这些项目要么把养老当做一个噱头，要么只提供非常有限的养老服务。即使有些养老机构提供所谓的养老服务，但那里的工人并不真正具备老年护理知识和技能。”柯博明说。

    廉价劳动力为中国经济各个领域的爆炸式增长提供了动力，医疗养老产业也不例外，但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也导致中国严重缺乏具有专业老年护理知识和技能的人员，正在成为制约现阶段中国养老产业发展的最大瓶颈。

    事实上，即使那些名不副实的养老地产项目，销售的状况也很艰难。“这是因为养老地产的目标客户正是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中国人，他们极为节俭，即使已经拥有相当的财富，仍然拒绝享受一个奢侈的晚年。”柯博明说。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真正适合中国市场的养老模式，养老产业又将从这个市场中获得哪些机遇，如何从数量庞大的中产阶层身上挖掘潜力，这仍然是柯博明一直思考和不断寻找答案的问题——基于中国传统居家养老的远程监控护理前景乐观，向中国本土的养老机构输入成熟的管理和培训经验现阶段受到欢迎……

    中国刚刚起步、并不成熟的养老产业始终等待有人去发掘，“像喝中国茶，你需要保持耐心，享受它，不能心急，否则它将成为一段苦涩的经历。”柯博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