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码头工人罢工事件仍在持续。这场纷扰了一个月的罢工事件，反映的绝不仅仅是码头工人要求加薪这样简单。迄今，这场冲突不仅影响了香港航运中心的声誉，并迫使某些船舶改泊其他港口，还突显出一个事实：香港虽然是亚洲最富裕的城市之一，但收入不平等程度越来越严重，而且许多人陷入贫困。
根据美国有关部门的估计，香港的收入分配公平程度与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相当，同时其基尼系数是经合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倍。这意味着，香港的贫富差距已经很大。一些支持罢工事件的香港人士表示：“这是一场反对大企业及其垄断地位的战斗。香港民众真的很愤怒，（他们）感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盘剥。香港民众通过支持罢工来表达了他们的不满。”
这部分香港普通居民的愤怒来自于何处？很显然，来自影响他们日常基本生活的方方面面。近年来，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带动下，香港在获得经济繁荣和就业保障的同时，也推高了该城市的生活成本。最可怕的是房价上涨——自2008年以来，香港的房价上涨一倍以上，成为全球房价最高的城市。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教授黄洪表示：“不仅仅码头出现了这一局面，所有行业都是如此。通胀卷土重来，房价日益上涨，食品价格不断上升。这让普通民众承受了更大压力。”与此同时，少数几家大企业依然主宰着各个经济领域。比如，和黄的核心业务就覆盖了超市、能源、酒店、电信和房地产开发。
香港普通居民承受的问题，在中国内地城市同样存在。高房价问题、物价上涨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等在内地很多城市同样存在。在一些内地大城市，部分有形商品（如服装、奶粉等很多普通商品，以及钟表、汽车、化妆品等奢侈品）的价格，以及部分服务业（如餐饮、家政服务）的价格甚至还超过香港。除了城市问题，内地还有广泛的城乡差距及农村问题。这些问题的累积，很可能会造成部分领域的社会矛盾激化，并且引发群体性事件。
根据安邦研究人员的观察，在过去，中国社会中的群体性事件爆发，很多是因为经济发展中的权益分享问题，比如遍布中国城乡的房地产拆迁引发的社会冲突，就是政府和开发商不愿与市民和农民分享土地增值的利益，甚至“剥夺”他们的利益所造成的。但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新的社会矛盾激化的原因正在发生变化——从利益分配问题转向争取基本生存和工作权力问题。说白了，一部分社会群体的基本生存和工作底线受到了挑战。
一个最新例证是，有国内媒体报道，2013年5月1日，浙江省温岭市四、五百辆车，在市区城西街道集体罢工，争取自己的权益。据出租车司机反映，温岭市区车多路堵，出租车司机上路困难，且黑车日趋增多，油价上涨，他们的生存空间日趋困难。罢工在中国是极为敏感的事，它不会轻易发生，但一旦出现则反映出问题很严重。其实，类似的出租车罢工事件在浙江、重庆、湖北、甘肃、海南、辽宁、江西、江苏、河南等地都发生过。身为首都的北京虽然近年没有出现过出租车罢工事件，但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北京的出租行业是一座酝酿中的火山——高“车份”、高强度、高油价、交通拥堵、黑车多、打车难、怨气大，已经引起总书记的关注。如今北京百分之七、八十的出租汽车司机都是郊县农民，如果放开司机户口限制，北京出租业恐怕很快会像广深那样完全被外地人取代。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五一”节前的讲话中表示，“要坚持社会公平正义，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什么讲“体面劳动”？如果一部分劳动者连基本的生存都出现问题的时候，无论如何算不上体面劳动，也谈不上社会的公平正义。
最终分析结论：中国所面临的转型，不仅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产业结构的转型，还包括更为艰巨的社会发展的转型。在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固化、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减速的时候，中国社会发展中所积累的矛盾会逐渐暴露，这对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是个挑战，对中国政府的改革决心也是一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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