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公共危机具有很大的破坏性 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事实上都会对社会和人们生产生活起危害和破坏作用，其危害性和破坏性有有形的和无形的、短期的和长期的之分。有形的危害和破坏包括物质财富受损、人的生命财产受到损害。如2008年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就造成遇难和失踪人员达8万多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近万亿元。无形的危害和破坏是指公共危机造成人们心理、精神的伤害，造成危机发生单位或地区形象的破坏，社会基本价值观受到挑战和威胁。比如说美国的“9？11”事件，对美国公众心理上打下的烙印很深，留下一个创伤。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危害性和破坏性，都有可能是现时的，也有可能是长远的。公共危机是危害和破坏到社会系统的基本结构或者基本价值规范的一种形式，它对过去的稳定状态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在危机爆发期间，人们日常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体系将受到威胁，如果不及时加以处理，或处理不当，这种威胁将进一步加剧。
4．公共危机具有很快的传播速度 公共危机总是在短时间内猛然爆发，具有很强的急迫性，一旦爆发会造成巨大影响，不论何种性质的危机事件，其爆发都会立即引起媒介、公众和相关组织及个人的密切关注，它常常会成为社会各界和舆论关注的焦点和讨论的话题，成为新闻界报道的热点。由于现代传媒技术的发达，有关危机的信息的传播速度甚至比危机事件本身的发展还要快。使得一个地方的危机事件有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传遍全国乃至全世界，这也从另一个方面使危机的影响扩大化。
5．公共危机具有可控性 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和结局都是内外部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毫无疑问，危机则是事物内外部矛盾积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公共危机管理的过程就是解决危机相关矛盾的过程，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过程。矛盾解决得好，就可以化解危机；矛盾解决得不好，就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甚至引起更大更多的危机，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只要认识充分，措施得当，行动有力，危机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控制的。
二、社会转型期加强公共危机管理的紧迫性 公共危机管理就是公共管理机构通过建立危机应对机制，采取一系列必要措施，防范危机、化解危机、应对危机，保证人们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的活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过程。当今，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加速发展，社会转型处于加速期，社会公共危机事件频发，能否给人们生产生活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社会，政府进行公共危机管理是至关紧迫和重要的。
1．公共危机管理的紧迫性 全球化加速了风险社会的蔓延。1986年，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第一次提出“风险社会”一词，并认为：“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范式，风险，与早期的危险相对，是与现代化的威胁力量以及现代化引致的全球化相关的一些后果。”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这样描述：“核战争的可能性，生态灾害，不可遏制的人口爆炸，全球经济交流的崩溃以及其它潜在的全球性灾难，为我们每个人都勾画出了风险社会的一幅令人不安的危险前景。”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发展步伐日益加快，全球化浪潮席卷全世界，我国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全球化时代的风险是不可预测的，并且任何一国范围内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性危机都可能波及其他国家。比如，暴发于墨西哥的甲型H1N1流感就向全世界蔓延。而且，风险不仅限于现在，尚未出生地人或未来数代的人都可能受到当前事件的危害。风险社会的到来，使得危机发生的数量增加，危机发生的领域扩大，危机防控的难度加大。如何应对风险社会中的危机是政府公共服务的紧迫任务之一。
社会转型加速导致公共危机事件增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转型加速期，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环境破坏、生态恶化和多种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各种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等公共危机事件不断发生，给社会和人们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危害和损失。特别是2003年以来，我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按照世界的一般规律，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至3000美元这个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往往面临两种前途：一种是经济快速增长，进入“黄金发展时期”；另一种是社会动荡不安，进入“矛盾凸显时期”，即人口、资源、环境、效率、公平等社会矛盾的瓶颈约束最为严重的时期，比较容易造成社会失序、经济失调、心理失衡等问题，形成一些不稳定因素。我国在一段时间内将处于这样一个“非稳定状态”的发展阶段，也是进入公共危机频繁发生的阶段。我国社会发展的实践也印证了上述规律。近年来，我国公共危机事件发生的种类和频率都呈明显增加态势，如近几年发生的“非典”疫情、禽流感，以及在云南、新疆、四川等地发生的地震等。在社会安全事故等公共危机事件方面，如广西南丹煤矿爆炸事故、吉林松花江水污染事故、三鹿奶粉事件等，这些事件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损失，给社会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影响。随着社会转型走向更深层次，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都将发生程度不同的危机事件，要有应对的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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