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应急反应阶段――把生命和财产损失降到最低 危机发生后，可能在瞬间造成重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社会秩序趋于严重瘫痪和混乱，组织生产和人员生活可能都无法正常进行。因此，在这个阶段主要有以下几点要求：
第一，根据危机态势，采取应急策略快速作出反应。危机事件种类繁多，程度不同，因此危机发生的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在应对危机时要因事、因时、因势而变。要把握以下几个原则来明确自己的职责：第一，时间性原则。地方政府作为危机的发生地，在把危机事件上报上级或者中央时，自身也应该快速作出决策和实施各种应急措施，争取时间，有效地防范危机的深化和灾害的蔓延。第二，效率性原则。危机状态下，要在信息及其有限的情况下迅速作出决策，不能优柔寡断，犹豫不决。第三，科学性原则。在针对自然灾害或者工业技术而造成的危机事件时，决策者要注意科学性，危机的救助要尽量安排专业人员进行。
第二，建立信息公开机制。在危机状态下，危机管理组织从控制社会秩序、防治危机升级和不必要的恐慌等实际出发，都会有目的、有选择地控制信息源和信息传播渠道，但不能因此阻挠媒体公正地介入危机事件的报道，不让公众了解危机真相，封锁危机消息，从而导致流言满天飞和报道的失真。
第三，吸纳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加入危机管理体系的行列。在政府危机管理领域，由于政府自身在资源禀赋、人员结构、组织体系等方面存在各种先天性的局限性。因此，不管是前期的危机预警、监控阶段，还是在危机事件发生后的灾害救助阶段，都应当大力发挥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与社会结合紧密、公益性强等特点，积极吸纳非政府组织加入危机管理体系的行列。
3、善后处理阶段――避免灾后隐患，恢复生产和生活 危机对社会或组织生存和稳定的破坏大大超过了正常水平，造成组织或社会的整体或某一局部的失衡和混乱，一定范围内的人群失去了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为此，对危机进行正确应对和处理后，并不意味着政府危机管理过程的结束，而是进入了一个持续较长时间的阶段——危机后处理。
第一，重视危机善后处理和恢复工作。危机后处理可以为组织“提供一个至少能弥补部分损失和纠正混乱的机会”从极度紧迫的逆境状态解放出来的政府以及其他组织，第一，要尽快帮助受灾群众进行生产自救，以便尽快推动社会正常的企业生产和商业经营秩序。第二，要建立、健全受灾者援助制度，对幸存者进行心理援助，使危机的社会震荡削弱到最低限度。第三，对于灾害重建资金和财物的使用必须进行及时定期或不定期的跟踪、检查、反馈和报道，确保危机事件得以根本解决。
第二，健全干部问责制的体系。要明确不同级别的突发事件管理机构的职能，按照其职能与权限确定责任，对突发事件管理机构及机构负责人制定详细的奖惩标准；其次，责任追究要从突发事件发生的领域或部门向其他领域和职能部门推进，从发生重大事故的有关部门和负责领导向非导致重大事故的部门和领导推进；再次，要不断深化责任追究层次，不断拓展、细化责任追究范围，实现行政问责制的高度效能性。
第三，建立巨灾风险管理体系。2008年年初的南方雪灾造成了1516.5亿元的巨额经济损失，由于我国没有巨灾保险体制，尽管保险业积极主动赔付，可保险赔付金额尚不足损失总额的1％④。反观国外巨灾后，保险赔款可承担30％以上的损失补偿，发达国家甚至可达60％或70％。如2005年美国卡特里娜飓风灾害可承担30％以上的损失补偿，近一半的损失能够通过保险赔付，由此大大减少了美国政府的经济和社会负担，据中国保监会的官员估计，汶川地震的损失中，只有5％投了保险，因此，建立完善的巨灾风险管理体系势在必行。
公共危机还将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并且会不断发生.“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存而不忘亡”是中国历史上“治国安邦”最重要的经验，面对各种可能存在的公共危机，我们的政府需要从战略的角度出发，站在历史的高度，用前瞻性的眼光去审视和观察未来，完善与发展政府危机管理体系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过程。
新时期新形势下，做好政府危机管理工作，促进国有企业改革，促进社会和谐，要求我们的政府干部不但要掌握现代管理技能，成为有能力、有魄力、有执行力、有影响力的领导者，更应深刻认识和把握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及趋势，成为具有战略管理能力的领导者。特别是当前中国经济与社会正经历着转型的阵痛，风险与机遇从未如此同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中国政府面临着极为严峻的竞争和挑战。作为首都政府决策咨询中心的北京清华工业开发研究院，紧扣时代脉搏，面向广大政府干部培训的迫切需要推出执政能力再造高级干部培训研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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