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公共危机管理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透过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机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的表象，可以发现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产生这些问题的一系列原因，思维意识方面的危机意识匮乏成为公共危机管理的第一块绊脚石，也是需要努力加以解决的重要问题。在当今“小政府，大社会”的背景下，政府能力的制约亦使得公共危机管理的难度加大。而公共危机的多样化使得对其的应急时刻处于备战状态，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又使得危机带来的损失进一步加剧。同时，整个社会，包括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人民之间缺乏协作配合机制，这也直接导致了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诸多问题的产生。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第一，思维意识或认识方面的问题。 在我国普遍存在一种缺乏公共危机管理意识的现象。过去，由于历史的原因，一直不能把“危机”与社会主义国家联到一起，甚至不敢直面现实生活中各种潜在的和显现的社会危机，常常用“假语言”谈论真实的危机问题，导致我国从政府到社会、从群体到个人，严重缺乏危机和危机管理意识。诚然，公共危机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突发性，难以预测，但其从萌生到爆发都有一个过程，一般情况下，在事前都会出现一些征兆，只要人们关注、留心，就可能捕捉到。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偶然事故”，往往是我们日常的制度建设和管理长期存在漏洞造成的。这也正符合社会燃烧理论给出的解释。
这里尤其要指出的是预警方面的危机意识。预警方面的危机意识和安全知识主要是指公众的忧患意识、安全知识以及必要的救助技能。这是危机预警的重要方面，所谓防患于未然关键要看公民有没有在常态下时刻准备应对危机的意识和技能。国外公共危机的宣传教育工作非常扎实，如：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将美国可能爆发危机的地址进行统计，并印发给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各类组织和公众等。类似宣传教育的大力实施有效提高了民众的危机意识和应对技能，降低了危机的破坏程度。
第二，政府能力的制约。 政府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宏观调控、资金资助以及协调组织方面虽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可随着我国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格局以及政府职能重心下移的发展趋势，单纯依赖政府治理公共危机，而忽视其它社会组织的功能已成为过去。政府职能转变和治理目标中，经济目标和经济职能有余，公共服务与社会目标不足。各级政府片面追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指标，基础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公共产品提供方面，政府缺位，供给不足；一方面政府在追求经济增长目标方面，不遗余力，另一方面，在公平分配、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突发性的公共危机对政府公共财政提出严峻挑战，投入不足，发展滞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长期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化和对外开放步伐，医疗卫生产业严重滞后于其他产业的发展。与经济的快速增长相比，我们在公共卫生体系及其他社会公益事业建设方面，无论是制度建设、体制改革，还是政府的资金投入都严重滞后，尤其是医疗体系极度残缺、医疗资源极度匮乏的广大农村”。在现代社会，任何一个政府都没有能力单打独斗的应对无限可能的多种多样的公共危机，更不可能完全彻底的担负起管理所有公共危机的社会责任。
第三，公共危机多样化。 从当代的现实情况来看，有几种类型的危机由于其对人类的危害程度较大而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如地质和气候因素所引起的危机(geologicalandclimatichazards)，典型者包括地震、海啸、洪水、热带风暴、火山爆发、山体滑坡等；环境因素所引起的危(environmentalhazards)，典型者包括旱灾、饥荒、环境的恶化、沙漠化、害虫灾害等；工业和技术系统的失败所引起的灾害和危机；战争和冲突引发的危机(warandcivilstrife)，如军事入侵、暴动、恐怖主义等；大规模的传染病所引起的公共卫生危机。而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存在以及相互的作用使得各种灾害和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1)人口的增长和人口密度的增加；(2)全球气候的变化；(3)环境的破坏和恶化；(4)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和影响；(5)恐怖主义；(6)社会压力和冲突的增加。从实际情况看，一方面发生各种危机和灾变的可能性增加，但另一方面，社会和政府的回应机制似乎并不那么有效。更重要的是，由于以下因素，危机和灾变所造成的损失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这些因素包括：(1)国际化的发展；(2)城市化的发展；(3)交通的发展和广泛的人口流动；(4)各种社会的冲突和压力的增加；(5)社会有效治理能力的缺乏；(6)社会缺乏有效的危机预防和权变管理的能力；(7)不发达地区整个社会服务的基础设施的薄弱；(8)贫穷与社会发展的不公正。
第四，整个社会包括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人民之间的协作配合机制缺乏。 目前的政府管理条块分割、低效不调的体制弊端突出表现为：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获利途径审批化、审批方式复杂化。在这种体制下，难以有效调控能力；部门权力与利益纠缠在一起；习惯于听命于上级，权责不明；层层复杂化的行政审批，效率低下，缺乏足够的危机处理有效快速的反应机制。无论是抗非典还是抗洪，我们习惯主要靠中央政府的行政强制和全民动员。至今全国仍缺乏具有会商决策功能的综合体系和综合协调部门，也没有建立起处理不同危机事件之间的综合协调机制，从而严重地影响政府处理紧急事务的效率。由于目前政府实际部门设置中并没有专门的应急处理危机的综合性管理部门，决策主要由相应的行政领导决策，往往存在地区主义、形式主义的问题，迟报、漏报、甚至瞒报紧急重大情况和事件的情况比较严重。而我国地方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同活动主要是通过上级部门的命令来开展的，没有形成自主合作的机制，公民个人、非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主动参与危机管理的机制亦未建立起来。这种状况，使得我国政府的应急的解释。管理往往具有“政治动员”的特征，成本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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