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在公共安全危机管理中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责任的内容是什么？责任的界限在哪里？这些问题必须加以明确，如果界限不清，责任不明，政府在公共安全危机管理中的责任就难以落实，公共安全危机管理就很可能失败。
一、政府在公共安全危机管理中应承担主要责任
笔者认为，从政府的本质、政府的职能和政府的能力来看，政府在公共安全危机管理中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其主要理由如下：
（一）维护公共安全危机管理是现代国家的首要责任
公共安全危机是社会文明的基本价值。为社会提供公共安全，是国家产生的重要原因。西方国家的学者普遍用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来解释政府和国家的起源、性质和目的。例如，被称为“现代人之父”的思想家霍布斯的国家观就建立在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他从抽象的人性原则出发，从人的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出发来解释国家的产生及其基础。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的，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自我保存是支配人类行为的根本原则。实际上，善恶并无固定标准，全是以是否符合人的自我保存为转移。在国家产生之前，人类生活在一种自然状态中（包括争夺利益的竞争，保护自己安全的猜疑，为争夺名誉地位而相互诋毁），人类为了保全自己，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就会互相争斗，互相伤害，互相成为仇敌。人们都想通过摧毁或征服他人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就会形成一种“人对人象狼一样”，形成“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霍布斯认为，人们为了摆脱战争，达到自我保存的目的，就必须互相订立契约，放弃个人的自然权利，把它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集体，这个人或集体能把大家的意志和人格统一为一个意识和人格，大家则服从他的意志和判断。霍布斯认为，自然法的最高原则是追求和平。由于人类灵魂中感性的作用大于理性的作用，因此，必须有一个大于一切人的权利的公共权力做自然法的后盾，这样才能镇摄住人们无限的欲望，使人们的安全得到保障。这个公共权力就是国家。
英国17世纪的伟大思想家洛克认为，国家产生之前的自然状态虽然是完备的自由状态，但也有一些缺陷。这是因为有些人由于利害关系而存在偏私，或者由于对自然法缺乏认识而不遵守自然法，常常用强力去剥夺他人的自由。在自然状态中，既没有一种明文规定的法律作为裁决人们之间纠纷的共同尺度，又缺少一个公共的裁判者和公共权力来保证裁决的执行。于是，人们为了克服自然状态的缺陷，更好地保护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便相互订立契约，自愿放弃自己惩罚他人的权利，把这些权力交给大家授权的代表或者指定的人来行使。这样就产生了国家。
而马克思主义在分析提供公共安全危机管理是国家产生的重要原因时，正确地回答了国家的起源和国家性质的问题。“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现象和现实’。毋宁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而又自居于社会之上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由此可以看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之所以需要国家，是因为没有国家，社会就会“陷入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就会“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很明显，国家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要为人民，为社会提供安全保障。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建立在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宪政国家，都是把维护公共安全视为国家产生的基础和国家的本质特征。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维护公共安全是现代国家的首要职能。
（二）公共安全危机管理是人权保护的重要目标 公共安全危机管理是一种存在状态，一种心理氛围，是政府为社会成员提供的人身权与财产权的保护。而人身权与财产权是人权最基本、最主要的内容。所谓人权， 是指人类在社会生活中享有的各种基本权利， 是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由该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的基础之上产生的上层建筑， 其内容是通过各国的法律来确立的，其实施也是通过法律来保障的。可见，人权既与各国宪法规定的公民权有密切的联系，又必然要受到各国生产力发展状况、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制约。
任何一个稳定的社会，都必定由一连串纵横交错的权利维系着，社会实际上就是一套权利系统。一旦社会现行的基本权利体系遇到挑战，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就会受到威胁，就会出现动乱，直到一套新的权利体系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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