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公共危机而言，做出关键决策的主体是政府，政府是公共危机管理的主角。那么，媒体在
政府危机管理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它既是实现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桥梁和纽带，又是对危机信息进行过滤、筛选的“把关人”，它是政府危机传播的中心。
1.政府危机征兆的发现者 “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美国著名报人约瑟夫·普利策对报纸功能的经典表述，形象揭示了传媒在监测社会环境中的预警作用。在危机潜在期，如果媒体能够利用发达的信息网络，及时发现危机存在的前兆，向政府传递潜在危机的信息，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及时采取行动，把潜在危机处理在萌芽状态之中，就可以进行有效的
政府危机管理(风控网)。相对于政府而言，媒体在危机预警方面存在先天的优势。
2.政府危机信息的传递者 大众传播中的“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关系之所以存在正是为了以某种方式传递、分享和处理信息”（威尔伯·施拉姆）。危机的一大特点是不确定性，演变迅速，而决策者在有限的时间内需要搜集各方面的信息以便做出决策。同时，公众在高度不确定性状态中也需要充分的信息以指导自己的行动。无论是政府危机发生前还是危机发生后，人们都希望从危机传播的最主要渠道——新闻传媒获取各种关于社会危机的信号。而作为大众传播的工具，新闻传媒也有责任有义务在
政府危机管理的各阶段向公众提供必要的有关危机的信息。
在新闻传媒的关注下，有关政府危机信息的传播速度、范围和影响有时甚至超越了危机事件本身的发展。反之，政府危机传播中的任何信息的不对称，都会影响对危机的处理，甚至加重已有的危机，形成复合型或多重型危机。政府危机管理的过程实际上是传媒对信息传播和交流的过程，正如里杰斯特所言：“对交流的有效管理如同处理危机本身一样重要。”
3.政府危机的舆论引导者 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写道，“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并且只有在这些条件下，一群人会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它非常不同于组成这一群体的个人所具有的特点。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
危机中的公众正是一个在明确目标——应对危机——影响下形成的一个群体。媒介建构着这个群体所处的环境，影响着人们对危机和信息的判断。危机因其高度破坏性，天然地会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激起公众的兴奋情绪。媒体是公众情绪的“风向标”，更是公众情绪的“催化剂”、“导航员”。在一个全社会受到挑战的公共危机中，这种引导作用非常重要。因为光有充足的信息是不够的，真实本身往往产生不了力量，只做到信息真实并不能凝聚社会应对危机。
新闻传媒在SARS事件中坚持了正确的舆论导向，不但增强了广大群众战胜困难的信心和自我保护的意识，推动了群防群控局面的形成；而且大力宣传和倡导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互助，和衷共济，迎难而上，敢于胜利”的伟大民族精神，为政府和媒体如何建立和完善危机应对机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4.公众情绪的稳定剂 稳定民心，保持社会秩序的良好运转，是
政府危机管理所追求的最佳效果。危机不但使社会正常秩序遭到破坏，还由此带来社会心理的脆弱和恐慌。面对突然出现的危机，媒体的功能凸显为科学准确、客观冷静地向全社会通报实情，压缩流言的产生和扩散空间，协助政府缓解民众紧张情绪，减少由不确定性带来的公众恐慌。这种对公众的引导，除了渗透在对事实的报道中，更多地以采访专家、学者的形式，以别人之口来传达媒体的态度。有时，则以社论等各种言论文章的形式，直接表明态度。有时，还会采取让公众参与讨论的方式，给公众提供一个政策参与视角，让公众感觉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正是在满足不同公众对不同信息需求的基础上，媒体保持了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媒体除了讨论恐怖分子是谁、政府是否要报复、报复的程度如何等问题之外，更多地呼吁公众尽可能地恢复正常生活，认为这是对恐怖活动做出的应有回答的一部分。媒体把政府的政策，巧妙地转换成公众的日常行为规则，既起到政策的诠释作用，又引导了公众的日常行为，对危机的解决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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