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11年全球风险报告》

　　1月12日，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2011年全球风险报告》。世界经济差异(指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财富和收入差异)和全球治理失灵(疲弱及不足的全球制度、协议或网络)被该组织列为未来10年的核心风险。

　　报告认为，当今世界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如货币波动、发达国家财政危机以及资产价格崩盘，皆与这两大核心风险相关联。

　　WEF每年在达沃斯论坛召开前发布年度《全球风险报告》，预测该年度及之后全球面临着的最重要和潜在的风险。

　　11日，世界经济论坛中国区合作伙伴负责人张丽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专访。

　　第一财经日报：能否讲讲“经济差异”对于世界经济具体带来了哪些风险?对于中国又意味着哪些风险?

　　张丽：简而言之，经济差异指的是财富与收入的差异。它既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同时也是各国内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与财富差异。过高的差异会威胁社会与政府的稳定，以及经济的长期发展。

　　造成经济差异的原因有很多:人口的压力、政府的低效、全球经济失衡和资产贬值都会导致经济差异。虽然近年很多新兴国家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很多发展中国家依然没有躲过“贫穷陷阱”，不能为其国民提供基本的教育，以及健康和卫生等基本的公共服务。

　　经合组织(OECD)的数据与分析显示，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在过去20年里，财富越来越集中于最富有的人群。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财富与收入的再分配造成各国内部社会阶层的不同利益取向，威胁国家和社会的团结稳定。

　　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差异。因此上面提到的风险在中国也存在，相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当前的经济与财政实力使得我们拥有更多的资源来面对和解决经济差异带来的风险。

　　日报：报告称，“经济差异”和“全球治理失灵”是相互关联的，那么是否可以说是“经济差异”导致了“全球治理失灵”?

　　张丽：我们不能说经济差异与全球治理失灵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经济差异是经济层面的问题，全球治理失灵属于政治范畴。全球治理失灵的原因更多是由于当前的国际社会缺乏有效的组织机构，各国政府又服务于其政治和国家利益，没有应对全球风险的有效机制。联合国气候谈判的失败，多哈贸易谈判的延迟和反核武扩散的低效都是全球治理失灵的直接后果。

　　解决全球治理失灵需要国际合作。与此同时，一个高效、灵活、透明的国际社会必定有助于解决经济差异带来的全球风险。

　　日报：“全球治理失灵”又表现在什么方面?对中国的影响体现在哪里?

　　张丽：全球治理失灵表现在多个层面：在经济层面，多哈贸易谈判的延误增加了全球贸易体系的风险;在安全领域，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停滞不前，造成国际社会不能高效地面对多变的安全局势;在环保领域，联合国气候谈判的失败，使得我们缺乏解决气候变暖的全球机制;全球治理失灵同时也表现在各国内部，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导致各国政府承担全球责任的能力下降，在应对此次金融危机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各国缺乏达成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的意愿与能力，其最终的经济政策还是由其国内的政治利益与利益集团所决定。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离不开稳定的国际环境，在我们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依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全球治理失灵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全球大国，全球治理失灵会在以上提到的各个领域影响到中国。

　　日报：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是形成这两大风险的主要原因吗?

　　张丽：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并不是造成这两大风险的原因。全球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新兴经济体。它们在全球事务中的积极作用也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我们甚至可以说新兴经济体从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应对这两大风险的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全球事务的决策权从七国集团向二十国集团的转移就是对新兴经济体崛起的肯定。

　　日报：什么才是应对这两大风险的有效途径?

　　张丽：有效的风险应对方式不只是努力减少全球风险所带来的影响，更主要的是我们应该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抓住任何可能出现的创新与增长机遇。所以，在报告中所探讨的一系列风险应对策略将有助于大家实现这两个目标。

　　我们不得不承认，减少经济差异，解决全球治理失灵任重而道远，需要各方利益相关者群策群力、集思广益。

　　日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非法经济”的危害是不是加剧了?为什么?

　　张丽：通过我们的风险问卷调查，大多数的受访者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非法经济”的危害在加剧。

　　危害加剧的原因复杂而多样，全球治理失灵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事实上，“非法经济”已经跨越国界，并非某一国政府可以有效应对的。其次，风险之间的紧密关联性意味着，每项单独的风险都与其网络中的其他风险紧密相关。也就是说，任何一项风险的恶化都可能会导致其他风险的加重。在“非法经济”风险群中，脆弱国家/腐败/有组织犯罪等其他风险也加剧了“非法经济”风险的发生和危害。

　　日报：报告说，“经济差异”带来了“刺激生产和消费方面的短期反应”，为什么会这样?长期可持续性被削弱会带来哪些危害和风险?

　　张丽：金融危机对各国不同社会阶层的影响不同，导致经济差异加剧。各国政府，在维持经济增长和保障就业的压力下，不得不连续出台经济刺激政策。而很多经济刺激政策又是建立在财政赤字的基础上，导致国家负债率迅速攀升，而刺激政策产生的短期生产与消费是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透支，虽然各国对债务的融资和承受能力不同，但不能改变寅吃卯粮的最终结果，导致对经济长期发展的危害。

　　日报：网络安全、人口挑战、资源安全、全球化退缩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五个被报告认为是“需要观察的风险”中，哪个更可能会最终对全球经济带来破坏?

　　张丽：虽然我们很难明确地说明某一风险的长期发展或其具体的影响程度，但根据我们的风险问卷调查所做的2011全球风险预测中显示，资源安全类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其相应的影响都很大，因此对全球经济带来的破坏将大于其他类型的风险。预测显示世界对能源、粮食和水资源的需求在今后几十年内会持续增长，资源是稀缺和有限的，这一本质会限制经济发展。如果在新能源等领域，没有技术突破，世界经济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11年全球风险报告》

　　1月12日，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2011年全球风险报告》。世界经济差异(指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财富和收入差异)和全球治理失灵(疲弱及不足的全球制度、协议或网络)被该组织列为未来10年的核心风险。

　　报告认为，当今世界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如货币波动、发达国家财政危机以及资产价格崩盘，皆与这两大核心风险相关联。

　　WEF每年在达沃斯论坛召开前发布年度《全球风险报告》，预测该年度及之后全球面临着的最重要和潜在的风险。

　　11日，世界经济论坛中国区合作伙伴负责人张丽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专访。

　　第一财经日报：能否讲讲“经济差异”对于世界经济具体带来了哪些风险?对于中国又意味着哪些风险?

　　张丽：简而言之，经济差异指的是财富与收入的差异。它既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同时也是各国内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与财富差异。过高的差异会威胁社会与政府的稳定，以及经济的长期发展。

　　造成经济差异的原因有很多:人口的压力、政府的低效、全球经济失衡和资产贬值都会导致经济差异。虽然近年很多新兴国家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很多发展中国家依然没有躲过“贫穷陷阱”，不能为其国民提供基本的教育，以及健康和卫生等基本的公共服务。

　　经合组织(OECD)的数据与分析显示，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在过去20年里，财富越来越集中于最富有的人群。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财富与收入的再分配造成各国内部社会阶层的不同利益取向，威胁国家和社会的团结稳定。

　　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差异。因此上面提到的风险在中国也存在，相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当前的经济与财政实力使得我们拥有更多的资源来面对和解决经济差异带来的风险。

　　日报：报告称，“经济差异”和“全球治理失灵”是相互关联的，那么是否可以说是“经济差异”导致了“全球治理失灵”?

　　张丽：我们不能说经济差异与全球治理失灵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经济差异是经济层面的问题，全球治理失灵属于政治范畴。全球治理失灵的原因更多是由于当前的国际社会缺乏有效的组织机构，各国政府又服务于其政治和国家利益，没有应对全球风险的有效机制。联合国气候谈判的失败，多哈贸易谈判的延迟和反核武扩散的低效都是全球治理失灵的直接后果。

　　解决全球治理失灵需要国际合作。与此同时，一个高效、灵活、透明的国际社会必定有助于解决经济差异带来的全球风险。

　　日报：“全球治理失灵”又表现在什么方面?对中国的影响体现在哪里?

　　张丽：全球治理失灵表现在多个层面：在经济层面，多哈贸易谈判的延误增加了全球贸易体系的风险;在安全领域，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停滞不前，造成国际社会不能高效地面对多变的安全局势;在环保领域，联合国气候谈判的失败，使得我们缺乏解决气候变暖的全球机制;全球治理失灵同时也表现在各国内部，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导致各国政府承担全球责任的能力下降，在应对此次金融危机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各国缺乏达成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的意愿与能力，其最终的经济政策还是由其国内的政治利益与利益集团所决定。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离不开稳定的国际环境，在我们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依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全球治理失灵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全球大国，全球治理失灵会在以上提到的各个领域影响到中国。

　　日报：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是形成这两大风险的主要原因吗?

　　张丽：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并不是造成这两大风险的原因。全球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新兴经济体。它们在全球事务中的积极作用也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我们甚至可以说新兴经济体从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应对这两大风险的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全球事务的决策权从七国集团向二十国集团的转移就是对新兴经济体崛起的肯定。

　　日报：什么才是应对这两大风险的有效途径?

　　张丽：有效的风险应对方式不只是努力减少全球风险所带来的影响，更主要的是我们应该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抓住任何可能出现的创新与增长机遇。所以，在报告中所探讨的一系列风险应对策略将有助于大家实现这两个目标。

　　我们不得不承认，减少经济差异，解决全球治理失灵任重而道远，需要各方利益相关者群策群力、集思广益。

　　日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非法经济”的危害是不是加剧了?为什么?

　　张丽：通过我们的风险问卷调查，大多数的受访者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非法经济”的危害在加剧。

　　危害加剧的原因复杂而多样，全球治理失灵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事实上，“非法经济”已经跨越国界，并非某一国政府可以有效应对的。其次，风险之间的紧密关联性意味着，每项单独的风险都与其网络中的其他风险紧密相关。也就是说，任何一项风险的恶化都可能会导致其他风险的加重。在“非法经济”风险群中，脆弱国家/腐败/有组织犯罪等其他风险也加剧了“非法经济”风险的发生和危害。

　　日报：报告说，“经济差异”带来了“刺激生产和消费方面的短期反应”，为什么会这样?长期可持续性被削弱会带来哪些危害和风险?

　　张丽：金融危机对各国不同社会阶层的影响不同，导致经济差异加剧。各国政府，在维持经济增长和保障就业的压力下，不得不连续出台经济刺激政策。而很多经济刺激政策又是建立在财政赤字的基础上，导致国家负债率迅速攀升，而刺激政策产生的短期生产与消费是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透支，虽然各国对债务的融资和承受能力不同，但不能改变寅吃卯粮的最终结果，导致对经济长期发展的危害。

　　日报：网络安全、人口挑战、资源安全、全球化退缩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五个被报告认为是“需要观察的风险”中，哪个更可能会最终对全球经济带来破坏?

　　张丽：虽然我们很难明确地说明某一风险的长期发展或其具体的影响程度，但根据我们的风险问卷调查所做的2011全球风险预测中显示，资源安全类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其相应的影响都很大，因此对全球经济带来的破坏将大于其他类型的风险。预测显示世界对能源、粮食和水资源的需求在今后几十年内会持续增长，资源是稀缺和有限的，这一本质会限制经济发展。如果在新能源等领域，没有技术突破，世界经济将面临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