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产业园区建设是从1981年开始的，当时经国务院批准在沿海开放城市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此后的1984年5月，中国又正式决定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在这些城市先后建立了15个经济技术开发区。1986年8月和1988年8月，又先后批准将上海市的闵行、虹桥和漕河泾开发区列为经济技术开发区。
到了1993年初，中国已有13个开放城市建立了经济技术开发区，即沈阳、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福州、广州、湛江、上海。随后，又相继决定将珠江三角洲、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带、长江三角洲以及山东半岛、辽东半岛辟为经济开放区，并着手在这些地区组建一系列经济技术开发区。
产业园区一般是指由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在城市规划区内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旅游度假区等实行国家特定优惠政策的各类开发区。而开发区特指的是未被开发的地方，是具有经济或人文环境潜力的地方，所以称之为开发区。
在具体的建设过程中，开发区通常由某一个地方政府规划一个专门的区域，成立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和开发区投资有限公司，投入资金进行开发区的载体建设，比如《七通一平》，《九通一平》等等。开发区也具有政府职能部门的性质，开发区的主要管理人员经常是当地政府行政管理的高层人员来兼任或专职。
为了招商引资，开发区根据国家相关外资产业政策对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的鼓励类项目进行税收减免（如企业所得税的两免三减半），优惠提供工业用土地和其他一些优惠政策，吸引各种资金和实体投资办厂，办公司。一般这种规划出来的地方都比较大，配套设施齐全，招商引资后能带动当地经济起飞。像中国新加坡两国政府合作开发的苏州工业园，天津开发区等等都是当时成功的例子。
事实上，产业园区和开发区建设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中是走过弯路的。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在一次全国高校管理学院院长会议上公开批评一位大经济学家说：“什么通胀不是主要问题，我为了高通胀已到了食不甘眠不安的程度。”他于1993年6月亲自兼任央行行长，立即召开全国银行行长工作会议，命令他们在三个月内，尽快把搞“股票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的贷款收回来，否则，将追究各行行长的领导责任及个人责任。全国人民从中央电视台的电视画面中看到了当时全国银行行长们大为震惊、面面相觑的一幕。
时至今日，安邦的调研表明，虽然产业园区建设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作用，但这种贡献和作用是不平衡的，有的地方产业园区搞的很好，有的地方就不怎么样，还有不少地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存在产业园区过热的情况。
安邦的首席研究员陈功指出，现阶段我国产业园区的主要问题是如下5个方面：1、开工率低，投资效率差，产业园区无法自行造血，成了无底洞，要维持经济增长，就必须加大后续开发力度，实际上进入了为开发而开发的死循环；2、盲目搞产业园区，以为只要有了产业园区，产业就能搞上去，增长就能上去。现在产业园区的名目繁多，是各地“跑步进京”的主题之一；3、产业园区成了财政的大包袱，产业园区的建设所耗资金规模相当大，虽然可以在当期粉饰增长率的数字，但也形成了惊人规模的地方债务；4、产业园区的密度太低，土地使用浪费严重，很多项目追求形式上的美观，能大则大，不考虑投资效率，与农民争地的现象很普遍、很严重；5、统计数据造假，上下级之间互相忽悠。产业园区的建设通常有一个周期，而且往往超越官员的任期，于是这一届班子搞产业园，下一届班子去还债的现象愈发严重。
目前，各地对产业园的认识很不到位，有的官员就态度严肃地直言，“不搞开发区，地方怎么发展？”还有的地方则说，“我们这边开过多次会议，一致的语调是，只要有人来投资，我就有土地。”事实上，对于这样的产业园、开发区热潮，各地政府也是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根据报道，从2003年以来，安徽就查处882宗土地违规行为，撤掉222个开发区。但根本问题没有解决，总体看依旧是过热。
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指出，我到哪里都会对地方政府官员推广一个朴素的道理，这个朴素的道理也就是产业经济的大趋势，产业是培育出来的，不是规划上画图画出来的！这就要求地方政府，要有市场敏感性，要知道一方水土一方人的道理，地方的资源禀赋特点总会造就市场，总会形成产业，作为地方政府要能发现市场中的机会加以培养，而不能盲目相信什么高科技，什么新闻报纸上的热门产业，追求盲目的大、盲目的新、盲目地铺摊子。
安邦认为中国现阶段面临产业园区过热的局面，投资效率不高，造成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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